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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黨政干部論壇：“國企人看國企”：也談國企改革
來源：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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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2-11-29
一、關于市場化問題
微觀經濟學理論的主要內容是廠商理論，其核心就是市場與價格，這也是每個企業必須面對的兩個根本問題。微觀經濟學理論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在開放的市場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競爭的優勝劣汰為手段，才能實現資源充分合理配置，才能實現效率最大化。基于此，有部分學者認為，國企也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
對于這種觀點，我個人有不同看法。微觀經濟學的觀點本身無可厚非，但其“廠商”僅僅是以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為目標的個體或組織，從性質上而言，不同于我國的國企。因此，國企市場化改革不能一刀切，尤其是對于涉及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國企，可能無法實現市場化。這些企業提供的產品，是如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布坎南所說的“公共產品”，涵蓋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國防等領域，相對于“私人產品”而言，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特征，一般多由公共部門生產或提供。“公共產品”的提供當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基準，而“私人產品”的供應可以市場化為衡量目標。
與布坎南的這一理論相一致，本人贊同把國企分為競爭型國企和公益型國企。對于競爭型國企，應堅持走市場化道路。對于公益型企業，可一定程度視為事業單位，不一定強求絕對市場化。我個人的觀點是，有條件能成為競爭型國企的應盡量創造條件促進其順利轉型，轉型后按競爭型國企對待，減少政府補貼；無條件轉型的則保留其公益型國企性質，按照非市場化的模式運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這兩類國企一定要采取不同的指標體系進行考核。對競爭型國企，可以參照上市公司的一系列財務指標以及體現國家這一股東意志的一些指標進行考核。對公益型國企則應側重考核其成本、費用、服務質量、產品質量等指標，促進其降低成本，提升服務，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
二、關于資產證券化問題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企意識到資本市場的重要性，但對資本市場的利用程度和效果在國企間差距很大，跟西方成熟的企業或我國部分優秀的民企相比，差距就更大了。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融資的渠道單一。當前我國仍有一部分國企僅僅停留在依靠銀行貸款進行融資的階段，甚至有極個別國企以不負債、不借錢為榮，幾乎不進行任何融資活動。差距的第二個方面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的海外收購兼并活動上，目前基本都是通過最傳統的現金購買這一模式，資金成本很高。結合我國內陸與香港證交所的實際來看， h股、紅籌股公司應該在非現金收購方面有作為的空間，可以通過資產的證券化獲得項目收購并購的資金支持。
國有資產證券化的好處是很明顯的，一是提高資產的流動性、透明性，從而使資產易變現、易交易、易監管、易考核；二是有助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與功能的發揮。但與國企市場化問題一樣，資產證券化也不能搞一刀切。競爭型國企的證券化應視企業的發展而定，如果不具備條件，提前證券化有時也可能造成巨額損失。按照微觀經濟學的觀點，企業的發展階段可分為產生、成長、成熟以及衰退四個階段，根據這四個階段的不同特征，買賣公司的時機選擇十分重要。比如出售公司（或部分股份）應當在公司盈利狀況最佳或接近最佳的時候出手，正如“姑娘要在最美的時候出嫁”一樣。除產業周期影響外，資源型公司受大宗商品價格起伏的影響較大，證券化時機的選擇尤為重要。以石油公司為例，相同資產在2007—2008年高油價期間出售股份要比1999—2000年低油價時期值錢得多。綜合來講，對于競爭型國企，資產證券化要把握時機，結合企業自身發展需要，綜合考慮產業周期、價格走勢、證券市場的窗口等諸多因素，擇機進行。此外，要避免某些國企一上市就完事，幾年甚至十幾年都不進行二次融資或運作，而每年白白花掉大量費用維護其上市地位。對于公益型國企，則不強求資產證券化。
三、關于國企分紅問題
一段時間以來，大家十分關注國企分紅這一話題，爭論的焦點主要有三個，一是國有企業該不該分紅；二是應該何時分紅；三是分紅的比例該是多少。我個人認為，一方面，國企分不分紅，只是資金擺放位置不同。另一方面，企業發展要降低資金成本，不可能采用專款專存，把一筆巨額資金放在賬面上不動，然后貸款搞發展搞經營。如果不分紅，這筆紅利會參與企業的現金流大循環，再創造出更多的紅利出來，國家需要用的時候，企業會通過多種融資渠道籌措資金支付給國家。
從根本上講，國企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作貢獻，是義不容辭的，國企向股東（國家）分紅也是作為企業的應盡義務，但是何時分紅，分多少比例，或是否暫時不分，則沒有定論，需要通盤考慮，區別對待。對整體上市的國企分紅要兼顧小股東、股民的利益，按股東會通過的辦法該分多少分多少，不可能搞特殊化；對非整體上市的國企則要兼顧國家需要與企業發展，充分考慮資金使用效率最優來確定，而企業分紅比例可以從0到100%不等，實行“一企一策”，不搞一刀切。以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為例，該并購案未通過美國政府的審批，其中有一個原因是中海油的收購資金是國家提供的。設想一下，如果把中海油的紅利大幅分掉，過幾年又遇到類似情況，則中海油還是會面臨自身積累不夠的問題。而公益型企業正相反，它們可能需要一定的政府補貼，畢竟該類企業不以盈利為目的。
四、關于“國進民退”問題
2000年以來，關于“國進民退”的爭論成為社會熱點，尤其近一兩年來爭論更加激烈。盡管部分經濟領域內國有部門擴張的步伐加快，國有經濟在某些基礎性行業的集中度越來越高，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重大結構性轉變。理由如下：
一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總的發展趨勢是“國進民更進”，民企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尤其2000年以來，民企發展的步伐加快，某些方面的擴張速度遠勝于國企。從統計數據來看，2006—2010年間，私營企業的數量由15萬個擴張至27萬個，就業人數由1971萬增加至3312萬，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21.2%提高至30.5% ；而同期國有企業（不含集體企業和股份合作企業）的數量則由1.5萬個縮水至8726個，就業人數由707萬降至638萬，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由9.7%下降至8.2%。這很大程度上說明，“國進民退”這一現象在實際經濟數據中難以獲得支持。
二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宜對“國進民退”進行簡單的優劣評價。對于公益型國企，應在政府主導下在某些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對于競爭型國企，則應遵循市場化原則謀生存、求發展。不管國企、民企，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決就業、提升國力，都應一視同仁大力發展，不宜出臺過多鼓勵國企或民企或外企的單獨政策，而應多出臺一些產業導向的總體政策。總的原則是把各類企業放在同一平臺上依法經營，照章納稅，公平競爭，協同發展。
三是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企業不論是何種所有制形式，都要自覺把自己放在全球平臺上，更要與國內外企業對標，取長補短，只盯著本國國企或民企未免目光短淺，勢必在將來的全球化競爭中處于劣勢。近年來國際上跨國企業強強聯合的現象比比皆是，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要擇機主動出擊，以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主動權。
國企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對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對于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困難和爭論，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多方思考，認真對待，尋求最有利于企業發展的解決方案。
在多年的企業經營管理實踐中，我們看到一些改革的成功案例，也經歷了一些失敗和挫折，總體而言，推出任何的改革舉措，都應該具體情況區別對待，不宜急于求成，不宜一刀切，不宜搞運動式改革，不宜“一陣風”。唯有實事求是，才能探索出一條真正符合我國國情、符合國企企情的成功改革道路。
（本文章摘自2012年《中國黨政干部論壇》雜志 作者：戴照明）
微觀經濟學理論的主要內容是廠商理論，其核心就是市場與價格，這也是每個企業必須面對的兩個根本問題。微觀經濟學理論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在開放的市場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競爭的優勝劣汰為手段，才能實現資源充分合理配置，才能實現效率最大化。基于此，有部分學者認為，國企也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
對于這種觀點，我個人有不同看法。微觀經濟學的觀點本身無可厚非，但其“廠商”僅僅是以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為目標的個體或組織，從性質上而言，不同于我國的國企。因此，國企市場化改革不能一刀切，尤其是對于涉及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國企，可能無法實現市場化。這些企業提供的產品，是如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布坎南所說的“公共產品”，涵蓋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國防等領域，相對于“私人產品”而言，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特征，一般多由公共部門生產或提供。“公共產品”的提供當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基準，而“私人產品”的供應可以市場化為衡量目標。
與布坎南的這一理論相一致，本人贊同把國企分為競爭型國企和公益型國企。對于競爭型國企，應堅持走市場化道路。對于公益型企業，可一定程度視為事業單位，不一定強求絕對市場化。我個人的觀點是，有條件能成為競爭型國企的應盡量創造條件促進其順利轉型，轉型后按競爭型國企對待，減少政府補貼；無條件轉型的則保留其公益型國企性質，按照非市場化的模式運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這兩類國企一定要采取不同的指標體系進行考核。對競爭型國企，可以參照上市公司的一系列財務指標以及體現國家這一股東意志的一些指標進行考核。對公益型國企則應側重考核其成本、費用、服務質量、產品質量等指標，促進其降低成本，提升服務，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
二、關于資產證券化問題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企意識到資本市場的重要性，但對資本市場的利用程度和效果在國企間差距很大，跟西方成熟的企業或我國部分優秀的民企相比，差距就更大了。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融資的渠道單一。當前我國仍有一部分國企僅僅停留在依靠銀行貸款進行融資的階段，甚至有極個別國企以不負債、不借錢為榮，幾乎不進行任何融資活動。差距的第二個方面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的海外收購兼并活動上，目前基本都是通過最傳統的現金購買這一模式，資金成本很高。結合我國內陸與香港證交所的實際來看， h股、紅籌股公司應該在非現金收購方面有作為的空間，可以通過資產的證券化獲得項目收購并購的資金支持。
國有資產證券化的好處是很明顯的，一是提高資產的流動性、透明性，從而使資產易變現、易交易、易監管、易考核；二是有助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與功能的發揮。但與國企市場化問題一樣，資產證券化也不能搞一刀切。競爭型國企的證券化應視企業的發展而定，如果不具備條件，提前證券化有時也可能造成巨額損失。按照微觀經濟學的觀點，企業的發展階段可分為產生、成長、成熟以及衰退四個階段，根據這四個階段的不同特征，買賣公司的時機選擇十分重要。比如出售公司（或部分股份）應當在公司盈利狀況最佳或接近最佳的時候出手，正如“姑娘要在最美的時候出嫁”一樣。除產業周期影響外，資源型公司受大宗商品價格起伏的影響較大，證券化時機的選擇尤為重要。以石油公司為例，相同資產在2007—2008年高油價期間出售股份要比1999—2000年低油價時期值錢得多。綜合來講，對于競爭型國企，資產證券化要把握時機，結合企業自身發展需要，綜合考慮產業周期、價格走勢、證券市場的窗口等諸多因素，擇機進行。此外，要避免某些國企一上市就完事，幾年甚至十幾年都不進行二次融資或運作，而每年白白花掉大量費用維護其上市地位。對于公益型國企，則不強求資產證券化。
三、關于國企分紅問題
一段時間以來，大家十分關注國企分紅這一話題，爭論的焦點主要有三個，一是國有企業該不該分紅；二是應該何時分紅；三是分紅的比例該是多少。我個人認為，一方面，國企分不分紅，只是資金擺放位置不同。另一方面，企業發展要降低資金成本，不可能采用專款專存，把一筆巨額資金放在賬面上不動，然后貸款搞發展搞經營。如果不分紅，這筆紅利會參與企業的現金流大循環，再創造出更多的紅利出來，國家需要用的時候，企業會通過多種融資渠道籌措資金支付給國家。
從根本上講，國企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作貢獻，是義不容辭的，國企向股東（國家）分紅也是作為企業的應盡義務，但是何時分紅，分多少比例，或是否暫時不分，則沒有定論，需要通盤考慮，區別對待。對整體上市的國企分紅要兼顧小股東、股民的利益，按股東會通過的辦法該分多少分多少，不可能搞特殊化；對非整體上市的國企則要兼顧國家需要與企業發展，充分考慮資金使用效率最優來確定，而企業分紅比例可以從0到100%不等，實行“一企一策”，不搞一刀切。以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為例，該并購案未通過美國政府的審批，其中有一個原因是中海油的收購資金是國家提供的。設想一下，如果把中海油的紅利大幅分掉，過幾年又遇到類似情況，則中海油還是會面臨自身積累不夠的問題。而公益型企業正相反，它們可能需要一定的政府補貼，畢竟該類企業不以盈利為目的。
四、關于“國進民退”問題
2000年以來，關于“國進民退”的爭論成為社會熱點，尤其近一兩年來爭論更加激烈。盡管部分經濟領域內國有部門擴張的步伐加快，國有經濟在某些基礎性行業的集中度越來越高，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重大結構性轉變。理由如下：
一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總的發展趨勢是“國進民更進”，民企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尤其2000年以來，民企發展的步伐加快，某些方面的擴張速度遠勝于國企。從統計數據來看，2006—2010年間，私營企業的數量由15萬個擴張至27萬個，就業人數由1971萬增加至3312萬，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21.2%提高至30.5% ；而同期國有企業（不含集體企業和股份合作企業）的數量則由1.5萬個縮水至8726個，就業人數由707萬降至638萬，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由9.7%下降至8.2%。這很大程度上說明，“國進民退”這一現象在實際經濟數據中難以獲得支持。
二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宜對“國進民退”進行簡單的優劣評價。對于公益型國企，應在政府主導下在某些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對于競爭型國企，則應遵循市場化原則謀生存、求發展。不管國企、民企，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決就業、提升國力，都應一視同仁大力發展，不宜出臺過多鼓勵國企或民企或外企的單獨政策，而應多出臺一些產業導向的總體政策。總的原則是把各類企業放在同一平臺上依法經營，照章納稅，公平競爭，協同發展。
三是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企業不論是何種所有制形式，都要自覺把自己放在全球平臺上，更要與國內外企業對標，取長補短，只盯著本國國企或民企未免目光短淺，勢必在將來的全球化競爭中處于劣勢。近年來國際上跨國企業強強聯合的現象比比皆是，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要擇機主動出擊，以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主動權。
國企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對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對于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困難和爭論，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多方思考，認真對待，尋求最有利于企業發展的解決方案。
在多年的企業經營管理實踐中，我們看到一些改革的成功案例，也經歷了一些失敗和挫折，總體而言，推出任何的改革舉措，都應該具體情況區別對待，不宜急于求成，不宜一刀切，不宜搞運動式改革，不宜“一陣風”。唯有實事求是，才能探索出一條真正符合我國國情、符合國企企情的成功改革道路。
（本文章摘自2012年《中國黨政干部論壇》雜志 作者：戴照明）